1964年冬夜，钱学森筷子尖悬在鸡肉上方半寸，突然厉喝：“别动！有苦杏仁味！”警卫刁九勃一把掀翻餐桌，瓷盘碎裂声中，氰化钾的死亡气息弥漫开来。
站在旁边的警卫员刁九勃反应极快，几乎是在话音落下的同时，他一把掀翻了餐桌。瓷盘砸在地上，碎片和汤汁溅得到处都是。那块鸡肉混在菜汤里，滚到了墙角。
后来的检测报告证实了那一刻的凶险——菜里被人投了氰化钾。这种东西，几毫克就足够致命，而那股淡淡的苦杏仁味，就是死神的呼吸。
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，而是一次针对新中国“两弹一星”领军人物的精准暗杀。钱学森能躲过这一劫，靠的不是运气。他常年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，对气体的成分和气味异常敏感，这种职业习惯，在那一刻救了他的命。
调查很快展开。负责做饭的厨师姜某，平时老实本分，怎么看都不像特务。但侦查人员在复盘他的经济状况时，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断层：姜某的母亲重病，他本来负债累累，可就在案发前不久，他突然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给母亲换了条件好点的住处。
顺藤摸瓜，一个境外特务浮出水面。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这个人利用了姜某的无知——他把剧毒的氰化钾包装成了一种“让人昏睡方便拍照的药水”，告诉姜某，只要让钱学森昏睡过去，拍几张照片就能换一笔钱。
姜某信了。在那个冬夜，他把“药水”滴进了鸡汤里。他可能真的以为，自己只是在帮人拍几张照片。
周恩来得悉此事后大为震怒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厨师的背叛，更是境外情报机构对中国国防核心人物的直接袭击。钱学森手里掌握的东西——原子弹、导弹、卫星——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机密，也是敌人最想摧毁的目标。
这股杀机的源头，要追溯到1950年代初的美国。
那时候的钱学森已经是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，参与过美国军方的高精尖项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决定回国。但美国人太清楚“钱学森”这三个字的分量了——美国海军次长丹尼·金贝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：“我宁可枪毙他，也不让他离开美国。他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抵得上五个师。”
从1950年开始，钱学森被软禁、被审讯、被监视。他和家人被困在美国整整五年，不能自由行动，不能离开。表面上他们住在洛杉矶的家中，实际上，那是另一种形式的牢房。
1955年，钱学森和妻子蒋英策划了一场漫长的“智力越狱”。
有一天，他们像往常一样出门“散步”，美国的特工照例跟着。走到一家商场门口，钱学森故意放慢脚步，在橱窗前停留，吸引特工的注意。蒋英利用这几秒钟的时间差，迅速混进人流，钻进商场。
她手里攥着一封信——那是钱学森写给国内的家书，但里面藏着一封求救信。信写在一张薄薄的香烟纸上，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里。蒋英把信投进了邮筒，这封信随后飞越大洋，经过比利时中转，送到了钱学森的世交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手中，最终摆在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案头。
正是这封信，成了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，中方拍在桌子上的铁证。在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上，中方代表拿出这封信，问美方代表：你们口口声声说钱学森想留在美国，这封信怎么解释？美方代表当场哑口无言。
1955年9月，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，踏上了归国的路。
从1955年回国到1964年，这九年里，钱学森主持了新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研制工作。敌人很清楚，只要这个人活着，中国的核武器就一定能造出来。
所以，1964年那场暗杀，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这个因果链条上必然出现的一环。
那次投毒事件之后，钱学森的安保措施全面升级。一个叫段恩润的专职化验员被调进了钱家。他原本在部队医疗系统工作，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：替钱学森试毒。
从此，钱家的厨房多了一道看不见的“生物防线”。所有食材进门之前要查，做好的饭菜出锅之后要查，这还不够，最狠的一招是“24小时冷藏留样”——每一顿饭的每一个样本，都要在冰箱里封存一整天，以防万一。
这不是对钱学森的不信任，而是对所有人的无声震慑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有人想在饭菜里动手脚，他的“作品”会在冰箱里留整整24小时，随时可以被化验、被追溯。
段恩润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六年。六年里，他重复着同样的枯燥动作：取样、化验、留样、清洗。数万次的重复，在显微镜下盯着那些米面油肉，挡掉了所有可能的未知风险。
1964年10月16日，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—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
那个冬夜餐桌上碎裂的瓷片，那半寸的距离，最终没能阻挡这朵蘑菇云的升起。
钱学森守住了那半寸。刁九勃掀翻了那张桌子。段恩润守了整整六年的实验室。姜某被依法惩处，那个躲在幕后的境外特务，也终究没能藏住。
敌人把手伸向人性最脆弱的缝隙，用欺骗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杀人的工具。但他们算错了一点——那个被他们盯上的人，那颗被他们瞄准的脑袋，装的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头脑，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。
筷子尖悬在半寸之上，那半寸，是一个时代的临界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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