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9月，银川解放，解放军接管了市政府，军管会开始清查马鸿逵的财产。第一站就去了他的私人府邸-占地两百多亩的豪华建筑群，结果却只抄出上千公斤的羊毛、驼毛，总价值不超过5000块大洋。
这个数字，与人们想象中“宁夏王”的巨额财富形成了天壤之别。马鸿逵统治宁夏整整17年，横征暴敛，家底怎么可能如此单薄？这背后，其实隐藏着他极为狡猾和缜密的安排。
要理解马鸿逵其人，得从他起家的根基说起。在民国时期的西北，有“西北四马”之称的马步芳、马步青、马鸿宾和马鸿逵各霸一方。马鸿逵能在其中站稳脚跟，甚至一度势力最强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身上贴着“良回”的标签。
这个标签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，当时陕甘地区爆发回民起义，马鸿逵的祖父马千龄审时度势，劝说起义军首领马占鳌投降清军。此举深得陕甘总督左宗棠的赏识，左宗棠便称马千龄为“良回”，马家也因此获得了清廷的信任，积累起最初的政治资本。
到了马鸿逵这一代，他19岁就投身军旅，身处风云变幻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，是个典型的投机高手。他先是投靠在西北势力庞大的冯玉祥，后来见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占据上风，又果断倒戈，投靠了蒋。凭着这套见风使舵的本事，1933年，他正式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，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宁夏王”。
宁夏地处西北，远离政治中心，蒋介石对他也是鞭长莫及，只能采取笼络策略。这给了马鸿逵天高皇帝远的绝佳敛财机会。他的敛财手段简单粗暴，核心就是四个字——垄断一切。
宁夏的枸杞品质闻名全国，市场需求旺盛。马鸿逵便成立专门机构，实行强制低价收购。农民辛苦一年，必须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把枸杞卖给他，再由他控制的“富宁公司”高价转手，赚取巨额差价。谁敢私下售卖或抗命，轻则家产充公，重则性命不保。
羊毛生意也是如此。当时市价一斤羊毛一块大洋，他只出价五毛强行收购，转手就能卖到两块，差价稳稳落入自己口袋。从甘草、皮毛到粮食，宁夏所有的土特产，几乎都要经过他和他家族的把控才能流通。他还控制着宁夏银行，这家银行基本成了他的私人钱庄，随意挪用存款，滥发纸币，搜刮民脂民膏。
遇到灾荒年景，他不但不减免赋税、开仓赈济，反而趁机囤积粮食，等到粮价飞涨到顶点时再抛售，大发国难财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挖空心思巧立名目，设立各种苛捐杂税。除了常规的土地税、房屋税、牲畜税，他甚至发明了丧葬税、嫁娶税，连老百姓家生孩子、过年杀猪都要交税。
1949年春天，他开始秘密转移财产。第一步，他找到了著名的“飞虎队”队长陈纳德。当时陈纳德正帮着国民党运输物资，马鸿逵以“运销羊毛”为名，将第一批2.5吨黄金用羊毛袋伪装好，由陈纳德的航空公司运抵香港。
紧接着，他又安排几个心腹商人，以“赴上海采购军需物资”为借口，分批次将近3吨黄金转移出去，存入美国银行。他多年搜刮来的大量珍贵文物、明清字画，也悄悄运到香港低价脱手，换成美金。
9月初，解放军逼近银川，马鸿逵感到大势已去。9月15日深夜，他顾不上通知所有部下，匆匆带着四姨太刘慕侠、五姨太邹德一和六姨太，以及六个沉甸甸、装满金条的箱子，仓皇登上飞机，逃离银川，先飞往重庆。9月23日，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银川，宁夏解放。
军管会随后的清点工作，处处扑空。除了私邸的羊毛，查抄宁夏银行金库，里面空空如也；查封富宁公司，账上分文不剩；连他那些豪华公馆的地下室，也找不到任何藏匿的财宝。
虽然带着巨额财富成功逃脱，但马鸿逵的后半生却充满了波折和凄凉。他先逃到台湾，本想偏安一隅，却立刻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弹劾和审查，罪名是“丢失宁夏”，有人还想趁机清算他的财产。马鸿逵嗅到危险，再次使出金蝉脱壳之计，以看病为由逃到香港，随后远渡重洋，定居美国洛杉矶。
在美国，他不再是呼风唤雨的“宁夏王”，只是一个带着几个女人和一群儿孙的异乡老头。他的别墅里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四姨太刘慕侠掌管着大部分家庭财产，与五姨太邹德一矛盾很深。两人住在同一屋檐下，摩擦不断，刘慕侠时常在生活开销上克扣邹德一，吵得家里鸡犬不宁。
邹德一当年是大学生，有些文化，到了美国后不愿再逆来顺受，最终选择与马鸿逵离婚，另嫁他人，这让他既难堪又无可奈何。
更让他寒心的是家庭内部的争产闹剧。他共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马敦厚和次子马敦静长大成人，三子早夭。他向来偏爱次子马敦静，认为他更有才干，因此把更多财产和事务交给他打理。
长子马敦厚心中积怨已久，到了美国，眼见分家无望，竟联合自己的儿子马家骅，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，要求分割家产。这场官司最终以马鸿逵败诉告终，家产被强制分割，父子、兄弟之间的情分荡然无存。
1970年1月14日，马鸿逵在洛杉矶一所医院病逝，终年78岁。次年，他的灵柩被运往台北下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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